抽象的学术思想著作，正是学者们、思想家们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表及里地阅读时代的结晶——

做“斯文在兹”的见证人

文/喻中

在法律人共同体中，很多人都有书记员的经历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，时间大致是一年，地点是在检察院。因而，书记员是很多法律人共享的职业记忆、身份记忆。一方面，司法过程离不开书记员。司法实务的从业者可能担任书记员。通过书记员的记录，一个个的案件固化成为了一个个可以查询、可以验证的卷宗。另一方面，从写意的角度来说，法学理论的研究者其实也是书记员，他们虽然不做询问笔录、庭审笔录，但是，他们是时代的书记员，通过他们的记录，一个时代的精神浓缩在一篇篇法学论著里。

如何才能理解一个时代？譬如20世纪80年代，譬如18世纪后半期，譬如朱熹的时代，譬如春秋战国时代？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，是阅读那个时代的史书。像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这样的正史，是人们理解一个时代的基本资料、常规资料。进入现代社会以后，人们既可以通过年鉴之类的资料理解一个时代，也可以通过报刊、视听资料理解一个时代。最近几年，随着微博、微信的兴起，这些新媒体也成为了记录时代的新工具。
在各种资料中，学术思想论著对于时代的记录功能、阐释功能尤其值得注意。因为，新闻报道、年鉴汇编给世人、后人展示的，主要是一个时代的现象或表象。即使是所谓的“深度报道”，通常也只是报道一个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利益纠葛。即使是秉笔直书的“正史”，通常也只是记录一个时代发生的所谓重大事件——重大事件依然只是事件。相比之下，学术思想论著则是关于时代精神的记录。因而，要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，学术思想论著的价值与意义不容忽视。

譬如，倘若我们要理解19世纪上半叶，当然可以看《清史稿》中的相关章节。但是，龚自珍写下的著作可能是更逼真、更清澈的时代精神的镜子，因而，通过阅读《龚自珍全集》，能够更好地理解19世纪上半叶的精神实质——我个人的一点私见是，龚自珍的作品最为精准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精神。再譬如，倘若我们要理解汉武帝时代的精神实质，董仲舒的著作也许比班固的《汉书》更加值得注意，汉武帝时代最为核心、最为紧要的问题，见之于董仲舒的作品中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《汉书》大段地摘录了董仲舒的论著，这是班固的高明之处，也是班固史识的证明。试想，绕开了董仲舒作品，你如何解释汉武帝时代？

从表面上看，学术思想著作没有或较少记录一个时代的具体事件，可能没有数字，可能没有细节，甚至可能很抽象、很枯燥，甚至可能不那么“接地气”。但是，学术思想著作的抽象性，源于它是关于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，是对时代的萃取。抽象的学术思想著作，正是学者们、思想家们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表及里地阅读时代的结晶。

在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论著中，法学论著对于时代的记录，具有特殊的功能。法学论著的形态虽然五花八门、形形色色，但是，所有的法学论著，都是对一个时代的文明秩序的表达、说明、分析、批判。分别来看，部门法学论著聚焦于文明秩序的细节或褶皱，是关于一个时代文明秩序的近距离的记录——譬如马克思的《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》。相比之下，宪制理论著作、法政哲学著作侧重于描绘文明秩序的原理，勾画出一个时代蜿蜒起伏的轮廓，因而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文明秩序的远距离的记录——譬如马克思的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》。远观与近看，反映了法哲学与部门法学记录时代的不同方式。

关于法学论著与时代精神的关系，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审视：探讨微观法律技术的论著，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毛细血管，它可以让一个时代纤毫毕现。研究中观法律制度的论著，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基本骨架。至于阐释法律思想的法哲学论著，记录的则是一个时代的灵魂与精神——康德的《法的形而上学原理》、费希特的《自然法权基础》、黑格尔的《法哲学原理》，都可以归属于这样的法学论著。把各种各样的法学论著汇聚起来，足以反映、烛照、记录一个时代的各个侧面。因而，一个时代的法学论著，实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：对于一个法学研究者来说，为什么写作？为什么创作法学作品？人们会说，研以致用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，是为了服务于这个时代的法治实践。这样的说法固然不错。但是，创作法学作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。法学论著既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，同时也是在记录一个时代。时代正是因为有记录才成为文明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法学论著的创作者或法学理论的研究者，可谓一个时代的书记员，亦是“斯文在兹”的见证人。
我们这个时代在寻求文明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记录，因而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时代精神的书记员。

作者简介：喻中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、教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