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论
查酒驾“株连”同车者，方式仍欠妥。毕竟，“管理创新”和行政越权的边界，不能被模糊。
近日，武汉市公安局交管局的一项新政引发热议：酒后驾车，除司机受罚之外，同车乘客乃至同桌饮酒者，均将视司机违法情节轻重，接受现场教育、1小时深度教育两种形式的处理。当地交管局称，新政是为加大对酒驾、醉驾的打击教育力度，关于对同车、同桌者开展教育具体举措目前还在研究当中。
酒驾者的“同车、同桌”也要接受教育，被某些人认为有“株连”之嫌。当地有关部门给出的解释则是：“我们是教育，没说过要处罚”。
毋庸置疑，追责酒驾同车人的初衷挺好，也有助于加强对酒驾的震慑力。但实用考量的前提是经过了“合规性论证”。
就目前看，涉事警方避不开追问：如果对同车人的处理不是“行政处罚”只是“教育”，那他们可不可以不接受这样的“教育”？如果这种“教育”是强制的，和行政处罚区别在哪里？法律依据又在哪里？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明确把“警告”作为行政处罚措施之一。按照所谓“新政”，处理违法酒驾者的同时，对同车者现场教育或1小时深度教育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宣传教育，而是一种事实上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。
现代法治的基础是，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，而不能够任意波及、株连到他人。一个人醉驾，法律责任不能推及违法行为之外的人身上。
首先，这种“波及”他人，没有法律依据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的酒驾处罚对象就是违法者，并没把同桌者、同饮者作为“共犯”来处罚。而“法无明文授权不得为”，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则。
其次，同桌者、同饮者本身是个外延很模糊的概念，有的是半路上车的，有的是临时赴宴的，对当事人醉驾本身可能不知情，如果受“池鱼之殃”，很难体现法治公平性。
有人认为，最近有些醉驾导致车祸的判决当中，同饮者也要部分承担赔偿责任，将之作为“同饮劝酒者也要接受交通违法教育”的理由。
但这混淆了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边界。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，作为聚会的活动组织人、参与人，一般要对活动承担“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”，对于同饮者最后那一家发生人身损害的，可能被认定没有承担“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”，可能要做出一定的赔偿，这是个民事责任，更多地体现了公平补偿原则；酒驾之后对同桌、同饮者进行“教育”，则是行政责任划定，应该明确违法的边界。
近年来，个别地方交警在惩治交通违法、宣传文明驾车方面“自选动作”挺多，包括之前某地交警让“乱开远光灯”的司机“自愿”看远光灯一分钟。本意是好的，但手段仍需讲究。
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，“管理创新”和行政越权的边界应被恪守，任何执法创新也该经过合法性论证。动用新科技、大数据等新手段提高交通管理水平，是一回事；在无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，直接对公民适用法律之外的实质性处罚、设定法律之外的义务，是另一回事。
而今，当地还在对此争议性举措研究，审慎些挺好。对于酒驾、醉驾者，警方的宣传警示教育创新，也是旨在对症下药，但依法而为才能让创新更有“通行基础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