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希崇是五代时人，原为儒士，后不得已投笔从戎，曾任过汝州防御使、灵州两使留后、邠州节度使，多次担当边防方面大员，官至检校太尉即武官的最高荣誉职务，开府仪同三司。《旧五代史·张希崇传》载，“希崇蔚有雄干”，即张希崇拥有雄才大略。而该传记载他断案的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对其“蔚有雄干”的最好诠释。
“在邠州日，有民与郭氏为义子，自孩提以至成人，因愎戾不受训，遣之。郭氏夫妇相次俱死。郭氏有嫡子，已长，时郭氏诸亲与义子相约，云是亲子，欲分其财物，助而讼之，前后数政不能理，遂成疑狱。希崇览其诉，判云：‘父在已离，母死不至。正称假子，孤二十年抚养之恩；傥曰亲儿，犯三千条悖逆之罪。颇为伤害名教，安敢理认田园！其生涯并付亲子，所讼人与朋奸者，委法官以律定刑。’闻者服其明。”
说的是，张希崇在邠州做官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小就被送给郭氏夫妇做义子，从孩提一直养大，后来因为他不服长辈管教，被逐出了家门。郭氏夫妇相继去世后，有一个亲生子这时已长大成人。不知何故，当时郭氏诸亲属们与那个义子串通，说此义子就是郭氏亲生子，诉至官府，要求析分郭氏的家产。前后数任官长都不能决断此纠纷，这件官司就成了疑案。时任后晋邠州刺史的张希崇看了状子，判案说：“父亲在的时候已离开双亲，母亲死时也不回来安葬守丧。如果说是义子，只能算辜负了养父母二十年的养育之恩；如果说是亲生儿子，就更是犯了三千条大逆不道的不孝重罪！对礼教的伤害已经如此严重，怎么还敢来冒领家产！将郭氏的财产全部判归亲生儿子，告状的养子和那些与他勾结的人，都交给法官按律条定罪！”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佩服张希崇的明察是非。
此案的判词，一直受到后世的推崇。南宋郑克所著的《折狱龟鉴》称，张希崇的判决，“辞理惬当，决断明白”，即判决理由恰如其分，合乎情理，判决断案明明白白。
此案办得好，其原因就在于张希崇能够依法据理，巧断疑狱。在法定继承优先的前提下，拟制血亲关系自古有之，养子和义子虽不能成为宗嗣继承祖业，但却可以与亲生子一样，析分一定的家产。因此这个案件在正常情况下，因郭氏夫妇有亲子，只能以亲子作为继承人，义子如一直生活在郭家，也只有析分部分家产的资格。
但是，由于义子与郭氏诸亲属串通一气，硬说自己是亲子，欲与郭氏的亲生子平起平坐，来析分郭氏的家产。这在古代尚无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，诉讼双方的证词又相互矛盾对立，对于义子是否为亲生子的问题，确实真假难辨，因此愁坏了前几任刺史大人，案件自然久拖不决成了疑案。
张希崇接过案件之后，没有走前几任刺史办案的老路——围绕义子是否为亲生子打转转，而是另辟蹊径，通过查清和剖析告状的义子本身的行为过程，然后依法依理依情来分析判断义子的行为是否正当，是否还具有参与析分家产的资格。这样就巧妙地绕开了义子与亲子的鉴别难题，直接进入到析分家产的实质处理阶段，迅速了结此案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自称亲子的义子的行为过程，当然很容易就查清了，那就是父亲在时他已离开双亲，母亲死时他也没有回来安葬守丧。对这种行为怎么看？首先，从法律上讲，权利与义务有一致性，没有尽到赡养父母义务的子女，也就丧失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，这是天经地义、无可辩驳的。其次，从情理上看，“孝”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。《论语》载，孔子更是将“孝”解释为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这就表明了孝不仅在于父母的生前，而且亦重于父母的身后。
不孝历来是大逆不道之罪。《孝经》载：“子曰：‘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’。”即孔子说，古代有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五种刑罚，而可以判处这五种刑罚的罪大约有三千项，在这三千项罪名中，最大的罪责莫过于对父母的不孝敬。无论是义子还是亲子，因未尽到孝道的义务，都已丧失了继承与析分家产的权利；如果是亲生子，更是犯了悖逆之罪，将要承担罪责，岂还能继承家产。张希崇对此案这样合法合情合理的判决，能不让人叫绝吗？！
看来，办案遇到难题，不妨学学张希崇的思维方式与办案经验，换个角度，迂回包抄，不能陷入那些不可知的难题之中，人云亦云不可自拔。要抓住关键节点，选准突破口，把握住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，运用法理情综合分析判断，创新思维，大胆探索，或许能够化解掉一些积案与难案。
“在邠州日，有民与郭氏为义子，自孩提以至成人，因愎戾不受训，遣之。郭氏夫妇相次俱死。郭氏有嫡子，已长，时郭氏诸亲与义子相约，云是亲子，欲分其财物，助而讼之，前后数政不能理，遂成疑狱。希崇览其诉，判云：‘父在已离，母死不至。正称假子，孤二十年抚养之恩；傥曰亲儿，犯三千条悖逆之罪。颇为伤害名教，安敢理认田园！其生涯并付亲子，所讼人与朋奸者，委法官以律定刑。’闻者服其明。”
说的是，张希崇在邠州做官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小就被送给郭氏夫妇做义子，从孩提一直养大，后来因为他不服长辈管教，被逐出了家门。郭氏夫妇相继去世后，有一个亲生子这时已长大成人。不知何故，当时郭氏诸亲属们与那个义子串通，说此义子就是郭氏亲生子，诉至官府，要求析分郭氏的家产。前后数任官长都不能决断此纠纷，这件官司就成了疑案。时任后晋邠州刺史的张希崇看了状子，判案说：“父亲在的时候已离开双亲，母亲死时也不回来安葬守丧。如果说是义子，只能算辜负了养父母二十年的养育之恩；如果说是亲生儿子，就更是犯了三千条大逆不道的不孝重罪！对礼教的伤害已经如此严重，怎么还敢来冒领家产！将郭氏的财产全部判归亲生儿子，告状的养子和那些与他勾结的人，都交给法官按律条定罪！”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佩服张希崇的明察是非。
此案的判词，一直受到后世的推崇。南宋郑克所著的《折狱龟鉴》称，张希崇的判决，“辞理惬当，决断明白”，即判决理由恰如其分，合乎情理，判决断案明明白白。
此案办得好，其原因就在于张希崇能够依法据理，巧断疑狱。在法定继承优先的前提下，拟制血亲关系自古有之，养子和义子虽不能成为宗嗣继承祖业，但却可以与亲生子一样，析分一定的家产。因此这个案件在正常情况下，因郭氏夫妇有亲子，只能以亲子作为继承人，义子如一直生活在郭家，也只有析分部分家产的资格。
但是，由于义子与郭氏诸亲属串通一气，硬说自己是亲子，欲与郭氏的亲生子平起平坐，来析分郭氏的家产。这在古代尚无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，诉讼双方的证词又相互矛盾对立，对于义子是否为亲生子的问题，确实真假难辨，因此愁坏了前几任刺史大人，案件自然久拖不决成了疑案。
张希崇接过案件之后，没有走前几任刺史办案的老路——围绕义子是否为亲生子打转转，而是另辟蹊径，通过查清和剖析告状的义子本身的行为过程，然后依法依理依情来分析判断义子的行为是否正当，是否还具有参与析分家产的资格。这样就巧妙地绕开了义子与亲子的鉴别难题，直接进入到析分家产的实质处理阶段，迅速了结此案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自称亲子的义子的行为过程，当然很容易就查清了，那就是父亲在时他已离开双亲，母亲死时他也没有回来安葬守丧。对这种行为怎么看？首先，从法律上讲，权利与义务有一致性，没有尽到赡养父母义务的子女，也就丧失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，这是天经地义、无可辩驳的。其次，从情理上看，“孝”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。《论语》载，孔子更是将“孝”解释为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这就表明了孝不仅在于父母的生前，而且亦重于父母的身后。
不孝历来是大逆不道之罪。《孝经》载：“子曰：‘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’。”即孔子说，古代有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五种刑罚，而可以判处这五种刑罚的罪大约有三千项，在这三千项罪名中，最大的罪责莫过于对父母的不孝敬。无论是义子还是亲子，因未尽到孝道的义务，都已丧失了继承与析分家产的权利；如果是亲生子，更是犯了悖逆之罪，将要承担罪责，岂还能继承家产。张希崇对此案这样合法合情合理的判决，能不让人叫绝吗？！
看来，办案遇到难题，不妨学学张希崇的思维方式与办案经验，换个角度，迂回包抄，不能陷入那些不可知的难题之中，人云亦云不可自拔。要抓住关键节点，选准突破口，把握住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，运用法理情综合分析判断，创新思维，大胆探索，或许能够化解掉一些积案与难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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