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，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大热，引得圈内人声鼎沸。这部影片看上去很接地气，很“真实”，笔者认为，实际上戏剧冲突虚假生硬，有夸张离奇的成份，创作人员既不够懂法律，也不了解信访，还不够深入生活。
李雪莲假离婚成了真离婚，然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上访——这是这部影片的“扣儿”。但是无论从事实还是从法律上讲，这个故事基础都是不成立的。
这部影片中有两处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硬伤，而这硬伤偏偏是李雪莲上访的原因。
第一个硬伤就是：不可能存在李雪莲的离婚之诉。
片中李雪莲到法院起诉离婚，要法院判决自己的离婚是假的。而法院受理了，还作出了她败诉的判决。笔者想知道，这个判决的主文是什么，而全片都没有交代，只是闪烁其词地让王公道当庭宣布说“李雪莲、秦玉河去年的离婚是真的”。
这可能吗？
首先，李雪莲拿出了离婚证，说明他们已经离婚了。她只能就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，而不能就离婚提起诉讼。如果她起诉离婚案件，法院不会受理。如果她采取隐瞒方式获得立案，审理后也会被驳回。而片中起诉前她找王公道出示了离婚证，说明法院已经知道她已离婚，还会立案吗？显然，这个离婚案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。
其次，如果李雪莲要求法院确认离婚是假的，那这个诉就不成立。按片中的说法，李雪莲要求法院确认她离婚是假的，这个属于确认之诉。但是，她的这个诉没有法律依据，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。说白了，就是法院没有职权确认这件事。所以法院的正确做法是不予受理，或者受理后“裁”驳，而不是“判”。
第三，如果李雪莲认为离婚是假的，她应该起诉民政局，要求撤销离婚证，秦玉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实际上，离婚证是否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还存在争议。
因此，剧中开场李雪莲的那个离婚案根本不具备现实存在的可能性。如果一定要把这“屎盆子”扣到法院头上，那也不是离婚的民事案件，而是个行政案件，被告是民政局，不是秦玉河。
也许有人要说，李雪莲是法盲，她不懂这些。
可法院懂。
法院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像李雪莲这样的人，会指导他们按照法律要求来做，说清什么请求，归哪儿管，然后写诉状、填表格、签字、捺印、交费。这是一个很规范的操作流程，所有的法院都是这样运转的。就像去医院看病，病人得挂号、门诊、体检、会诊，而不是由着自己躺到手术台上。
第二个硬伤就是，李雪莲想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非常容易，根本谈不上戏剧悬念。即使她不知道，法院或者政府也会告诉她这个办法，完全用不着信访，而且她稳操胜券。
办法就是——起诉秦玉河侵害名誉权。
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：公民、法人享有名誉权，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禁止用侮辱、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、法人的名誉。
片中，秦玉河当众说李雪莲婚前非处女、是潘金莲，宣扬李雪莲的隐私，侮辱她的人格，已经侵害了她的名誉权。只要李雪莲起诉，法院一定会判决秦玉河对李雪莲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。那么，李雪莲就可以用法院的判决书证明“我不是潘金莲”，问题迎刃而解，还有什么必要上访呢？
也许有人又要说了，李雪莲是法盲，她不愿意打官司，她就想上访。但是她上访十多年，其间法院也参与了接访，不可能不告知她应该如何维护权益。即使她不愿通过诉讼解决问题，但诉讼是解决她苦恼的最佳方案，她拒绝就属于非正常信访，是不能因此处理相关人员的，剧中县长、法院院长等都被撤职是不可能的。
片中还有其他不合逻辑和情理之处：
比如，一个素不相识的当事人跑到法官家里，法官居然穿着制服接待她，还询问案情，查看证据，收下礼物；
当事人是亲戚，主审法官居然不申请回避；
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必须到庭，而被告秦玉河没有到庭，只是委托代理人到庭，而这个庭审还照样进行；
县长、法院院长被撤职了，主审法官王公道不仅没受处分，还升官当上了法院院长；
县长和王公道要李雪莲写保证书，说将来违反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而保证书本身不具备法律约束力，凭什么违反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？
李雪莲列出长长的杀人名单，市长、县长、院长、王公道在列，可片中李雪莲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人的痛恨，互相之间很客气，哪儿有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迹象？
李雪莲表示不再信访，对于相关官员应是福音。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会表示赞赏、鼓励，即使感到可疑，只会暗中提防，绝不可能上门要人家写什么保证书，激惹对方；
李雪莲磨刀霍霍，找杀手，这个叫故意杀人的“犯罪预备”，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，已经构成犯罪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。只不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可在片中，李雪莲始终没被追究，让人感到非常困惑。
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，如果没有充分吃透生活，技巧和手段就毫无意义。笔者认为，这部影片不值得被如此叫好，特别不应该被法律人叫好。当然，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有一定差距，我们不能苛求文艺作品绝对真实地临摹生活。但对于一部严谨的文艺作品来说，至少故事的主要情节要经得起情理的推敲。这样才是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。
李雪莲假离婚成了真离婚，然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上访——这是这部影片的“扣儿”。但是无论从事实还是从法律上讲，这个故事基础都是不成立的。
这部影片中有两处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硬伤，而这硬伤偏偏是李雪莲上访的原因。
第一个硬伤就是：不可能存在李雪莲的离婚之诉。
片中李雪莲到法院起诉离婚，要法院判决自己的离婚是假的。而法院受理了，还作出了她败诉的判决。笔者想知道，这个判决的主文是什么，而全片都没有交代，只是闪烁其词地让王公道当庭宣布说“李雪莲、秦玉河去年的离婚是真的”。
这可能吗？
首先，李雪莲拿出了离婚证，说明他们已经离婚了。她只能就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，而不能就离婚提起诉讼。如果她起诉离婚案件，法院不会受理。如果她采取隐瞒方式获得立案，审理后也会被驳回。而片中起诉前她找王公道出示了离婚证，说明法院已经知道她已离婚，还会立案吗？显然，这个离婚案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。
其次，如果李雪莲要求法院确认离婚是假的，那这个诉就不成立。按片中的说法，李雪莲要求法院确认她离婚是假的，这个属于确认之诉。但是，她的这个诉没有法律依据，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。说白了，就是法院没有职权确认这件事。所以法院的正确做法是不予受理，或者受理后“裁”驳，而不是“判”。
第三，如果李雪莲认为离婚是假的，她应该起诉民政局，要求撤销离婚证，秦玉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实际上，离婚证是否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还存在争议。
因此，剧中开场李雪莲的那个离婚案根本不具备现实存在的可能性。如果一定要把这“屎盆子”扣到法院头上，那也不是离婚的民事案件，而是个行政案件，被告是民政局，不是秦玉河。
也许有人要说，李雪莲是法盲，她不懂这些。
可法院懂。
法院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像李雪莲这样的人，会指导他们按照法律要求来做，说清什么请求，归哪儿管，然后写诉状、填表格、签字、捺印、交费。这是一个很规范的操作流程，所有的法院都是这样运转的。就像去医院看病，病人得挂号、门诊、体检、会诊，而不是由着自己躺到手术台上。
第二个硬伤就是，李雪莲想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非常容易，根本谈不上戏剧悬念。即使她不知道，法院或者政府也会告诉她这个办法，完全用不着信访，而且她稳操胜券。
办法就是——起诉秦玉河侵害名誉权。
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：公民、法人享有名誉权，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禁止用侮辱、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、法人的名誉。
片中，秦玉河当众说李雪莲婚前非处女、是潘金莲，宣扬李雪莲的隐私，侮辱她的人格，已经侵害了她的名誉权。只要李雪莲起诉，法院一定会判决秦玉河对李雪莲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。那么，李雪莲就可以用法院的判决书证明“我不是潘金莲”，问题迎刃而解，还有什么必要上访呢？
也许有人又要说了，李雪莲是法盲，她不愿意打官司，她就想上访。但是她上访十多年，其间法院也参与了接访，不可能不告知她应该如何维护权益。即使她不愿通过诉讼解决问题，但诉讼是解决她苦恼的最佳方案，她拒绝就属于非正常信访，是不能因此处理相关人员的，剧中县长、法院院长等都被撤职是不可能的。
片中还有其他不合逻辑和情理之处：
比如，一个素不相识的当事人跑到法官家里，法官居然穿着制服接待她，还询问案情，查看证据，收下礼物；
当事人是亲戚，主审法官居然不申请回避；
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必须到庭，而被告秦玉河没有到庭，只是委托代理人到庭，而这个庭审还照样进行；
县长、法院院长被撤职了，主审法官王公道不仅没受处分，还升官当上了法院院长；
县长和王公道要李雪莲写保证书，说将来违反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而保证书本身不具备法律约束力，凭什么违反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？
李雪莲列出长长的杀人名单，市长、县长、院长、王公道在列，可片中李雪莲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人的痛恨，互相之间很客气，哪儿有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迹象？
李雪莲表示不再信访，对于相关官员应是福音。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会表示赞赏、鼓励，即使感到可疑，只会暗中提防，绝不可能上门要人家写什么保证书，激惹对方；
李雪莲磨刀霍霍，找杀手，这个叫故意杀人的“犯罪预备”，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，已经构成犯罪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。只不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可在片中，李雪莲始终没被追究，让人感到非常困惑。
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，如果没有充分吃透生活，技巧和手段就毫无意义。笔者认为，这部影片不值得被如此叫好，特别不应该被法律人叫好。当然，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有一定差距，我们不能苛求文艺作品绝对真实地临摹生活。但对于一部严谨的文艺作品来说，至少故事的主要情节要经得起情理的推敲。这样才是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。
[责任编辑：法治北京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