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梅贤明
最近一部名为《釜山行》的韩国电影突然受到影迷格外青睐。影片讲述的是单亲爸爸石宇与女儿秀安乘坐一辆高速列车前往釜山，列车上一位少女身上带来的僵尸病毒开始肆虐并不断扩散，顷刻间列车陷入灾难的故事。
列车在大范围被病毒感染后，停在了大田站，此时的大田站早已被军队占领，他们是来镇压病毒携带者的，没想到军队也已被病毒感染。为了秀安活下去，石宇带她走另一通道，但已不可能，最终在他人的帮助下，他们被救了出来。关键时刻，是自己逃生，还是救助更多的人，电影引起了观众的深刻思考。
影片让我们看到了人情冷暖，看到了在遇到突发事件瞬间的各种面貌，看到了什么叫夫妻情、父女情、姊妹情、男女之情，看到了失去“契约”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？
早在十八世纪中叶，卢梭曾提出过“社会契约论”，这样的一个理论，是卢梭通过历史长河中的社会现象而作出的理论总结。其实“社会契约精神”直到现在也对我们影响深远，所谓现代社会中的“法律”便是集体契约精神的高级呈现方式。契约精神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。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，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，强化规则意识，倡导契约精神，弘扬公序良俗。
为什么要突出“倡导契约精神”？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，并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原则，是一种自由、平等、守信的价值取向。从古典希腊文明到近代启蒙运动，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，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，正是契约理论和契约精神的不断发展，塑造了公平、正义的法治思想和诚信、平等的公民意识。
片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，应该是石宇等人经过重重困难拯救秀安等人之后，正准备到达大车厢时，却被自私自利的人群阻挡住，他们认为石宇等人已经被病毒感染，为了自保，他们选择了漠视可能存活的生命，不给他们开门。
如果按照理性思维来考虑，他们是没有错的，大车厢中的人数众多，按照多数人的利益压倒少数人的利益，多数人可以做出裁决；同样，在不明白石宇等人具体情况的条件下，人群可以合理质疑大批丧尸在冲进，也能质疑石宇等人是否已经感染病毒，如果按照这种社群生存理论而言，我们不该对那伙人过于苛责，但事实是：我们巴不得将那伙人塞进僵尸堆里面。
这样的观影感受，不是因为石宇他们的行为合理，而是因为观影者情感的代入，当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男主角等人的行为流动在银幕上，想象自己是那些少数人，其他人会怎么对待我？失去“契约”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？这就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心理存在——弱者假设。
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它用了两个人来说明一个问题——一个人因为内心小恶，他可以慢慢地恶到什么程度？一个人因为小善，他可以渐渐地善到何种境界？
车厢中自私自利的千里马公司常务，因为最初只是想要生存，所以怂恿大家关门，到后来屡次为了自己而杀人，坑害群体，这样的“恶”令人胆寒；相反，石宇只是因为最初帮助了拳击手上车，而后一步步地成为至善之人，这种人性的演变或许才是本片的价值所在。
人性本恶，只是囿于社会规则而不能肆无忌惮，人之所以不犯罪只是因为两点，一是自小的社会劝善；二是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。
记得有学者对比过中西法律底线差别，中国传统律法不是抑恶，而是扬善，它给社会中的人制定律法的时候，考虑的是如何将人的道德行为抬高，比如一个寡妇守节可以立牌坊，一个孝子侍奉父母，可以举孝廉做官。但是，西方的法律总的来说是在为人性犯罪设限制，只要你的行为不触碰底线，即为正常，而至于你是否在脑海中构思血腥犯罪场面，法律管不着，因为它已经假设了一个黑色的前提：是人都愿犯罪。
另外，《釜山行》的最大意义，还在于坚信在一个崩坏的、末日来临前的恐怖环境当中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出于对弱小者的庇护，对同类人的援手，对陌生人的信任，乃至于对人类阴暗面的失望，它们共同组成人类本身的丰富面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