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司法改革推进中，案多人少矛盾达到了高峰。推行立案登记制，自然产生了案多的问题。法官员额制，自然出现人少的问题。两者同时推进，使案多人少的矛盾急剧浮现。

然而“案多人少”并非目前出现，而是由来已久，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持续性问题。案多有多方面原因，诸如市场活跃、诚信危机、网络密集、人口流动、治理失灵，但归根结底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断裂，由此引发社会矛盾集中爆发。

以上海第一中级法院为例，1995年建院，1997年收案突破万件，之后每年呈增长态势，2007年突破2万件。2015年收案25850件，2016年1至9月达到20780件，同比上升10.41%。该院10年内法官人数增长率不到22%，而案件增长率超过45%。

如何引导朝野树立正确的司法诉讼观念，朝着“有限司法”或“司法有限主义”的正确方向行走？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理论的主要任务。

案多人少的矛盾不是中国特有的，也不是临时性的、阶段性的。而是司法的普遍现象。西方发达国家也客观上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但由于司法观念影响和审判制度安排比较合理，才没有成为急剧冲突的基本矛盾。

司法中的案多人少，从现象上看是数量问题，本质上是司法职业性和诉讼大众性之间的矛盾。在职业性角度看，法官当然是少数人，是精英化的职业人员，司法是正义的最后防线。

在大众性的角度来讲，老百姓会把司法看作是权利救济的基本途径，最后防线被理解为唯一防线。何况中国司法的行政化观念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众头脑，法院或法官在他们心目中，就是政府父母官，要诉讼包揽一切纠纷，要审判解决一切纠纷。

我们提出司法的职业化、正规化、专业化，同时，民众对司法又有平民化、亲民化和多元化的要求。司法的这对职业性与大众性之间的矛盾，才是“案多人少”背后的核心问题。

从目前各地人民法院探索和采取的缓解措施看，大致包括两种：一是内部机制的创新，二是外部主体的引入。前者包括：繁简分流、科学配置司法资源、庭前会议、庭审为核心的实质化改革、向司法管理要绩效、信息智能化服务，另外也有人提出但尚未实行的，通过诉讼费制度改革，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。我们倡导多年的ADR，如果不与这个诉讼观念相配套，则只会增加法院的本职工作之外的压力和负担。

外部主体引入，主要包括：1.银行、科技、信息等行业机构力量的引入；2.人民调解员引入；3.法律专家的引入，比如退休司法人员、仲裁员、公证员、法学专家引入法院，进行审前调解。

另外，有人主张把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引入审前调解，但也有担心律师在利益切割上存在困难。

但这些都是解决矛盾的治标之策。案多人少矛盾的根本解决，在于转变观念，确立司法有限主义。要让各级执政者和人民群众认识到，司法功能是有限的。

观察现代司法的有限性，大致表现在：

一是其权力范围有限，态度谦抑，不得逾越法律规则；

二是遵循消极被动原则，尊重个案当事人优先于尊重社会利益，不主动干预社会生活；

三是司法资源有限，无法像行政权那样具有广泛的强制性权力；

四是对抗制程序使司法成为成本最昂贵的解纷方式；

五是司法要保持对社会领域中一些基本规律和现象的遵从，比如在教育和学术案件中，司法对教育和学术的遵从，在医疗卫生等涉及技术性问题的判断时，也要保持这种遵从的态度；

六是司法主体必须遵循职业主义原则，俗称精英主义，法官只是少数人。

由此可知，司法有限性这个特征是显而易见的。西方有一个司法传统叫judicialminimalism，可译为最低限度主义又称“司法底度主义”，也可称为“司法最小主义”或“司法极简主义”，和司法谦抑主义有一定的关联，它与司法权消极论理念也密切相关。

据桑斯坦在其《就事论事》中所阐述，该词包含三层含义：一是指量度最小，二是指程度最低，三是指尺度最窄。

所谓“最小量度”，主张司法受案数量应当减小到最低，即汉语所谓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克制态度。“最低程度”要求，司法对政治权力运行及社会领域自治的干预，应尽可能收缩，不必对法官寄予过高的期望，但也不排斥司法对国家与社会权力的适当干预。“最窄尺度”倡导司法着眼“个案正义”，做到判决的所谓“单狭”和“普浅”。

司法本质上还是属于国家权力中最消极中立的有限权力，不适合过度地强调和发挥社会功能，而是要强调其法理功能，即在个案中发挥辨是别非功能、释法补漏功能，以及维权护益、控权审规和定罪量刑等功能。

随着司法改革深入推进，必须确立一种中国特色的“司法有限主义”理论和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