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12月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全国17家中级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试点单位之一，在北京的中级人民法院中首设少年审判庭。
时光匆匆，十年过去了。这十年里，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，是什么样的付出让他们获得了全国“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”“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”“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”，北京市“少年审判工作先进集体”“优秀青少年维权岗”等荣誉称号？记者带着这些疑问，走进了少年庭，走近了少年庭的法官们。
■把课堂搬进庭审 柔性司法换来刚性效果
干净整洁的房间，米黄色的墙壁，乳白色的圆桌，一块办公用的白板。有人认真聆听，有人在白板上画图、计算，并讲解。
但这不是教室，不是一堂单纯的课，是少年庭的“课堂庭审”。聆听的是当事人，讲解的是身着法袍的法官。少年庭副庭长张春燕告诉记者，课堂庭审的审判模式还是从她审理的一起拆迁析产案开始的。
“当时案情比较复杂，当事人不明白法官是依据什么作出的判决，是如何分配拆迁补偿款和房产的，我们就干脆把白板搬到了法庭上，现场讲解办案的思路。”张春燕说，如此一来，当事人都认可了法官辨法析理的过程，也理解了判决结果。
同时，课堂式审判把未成年人熟悉的教室搬到了法庭，避免未成年人产生紧张、对立情绪，最大限度减轻未成年人的恐惧和抵触心理，让庭审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完成，有助于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实施教育、感化和挽救。
自此以后，课堂庭审就变成了少年庭的一种审判模式，只要有案情复杂，需要计算、演示和加以解释说明的案件，就会运用课堂庭审模式。
张春燕说，做这些创新，她的想法只有一个：“家庭和睦了，未成年人也有健康成长的环境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”
■单独量刑程序
更加精细、科学
“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，我们开始实行单独量刑程序。”少年庭副庭长唐季怡介绍，单独量刑，就是分别进行定罪与量刑程序。法庭调查阶段先对定罪问题进行调查，再对量刑问题进行调查；法庭辩论阶段先对定罪问题进行辩论，在确认被告人一方认罪的情况下，再对量刑问题进行辩论。
在量刑事实调查阶段，公诉人、被告人、辩护人、法定代理人围绕着被告人的年龄，是否具有自首、坦白情节，是否为主、从犯，是否认罪、悔罪，是否积极赔偿等量刑事实进行举证、质证。在量刑辩论阶段，公诉人、被告人、辩护人、法定代理人、被害人亲属分别就被告人是否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、对被告人适用何种刑罚、具体量刑幅度等问题展开法庭辩论。
唐季怡说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，既充分保障了公诉方的量刑建议权和法律监督权，又满足了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辩护人、被害人家属“不仅要参与法庭审理，还要对量刑发表意见”的新要求、新期待，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参与及肯定、认可。
目前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还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，需要逐步规范和完善。
在少年庭工作了五个年头，曾经负责大要案审理的唐季怡说，在少年庭经历了这些制度从制定到实行的过程，收获良多。他也坦言，北京二中院打破专业限制，培养刑民兼顾的复合型法官，对他本身是“提高和锻炼自己的机会”。
■周末、家中就审
方便当事人诉讼
张春燕介绍，对有关抚养权、姓名权、探望权案件，校园伤害案件等，少年庭根据实际需要，会在周末开庭审理案件。
“特别是在抚养关系的案件中，孩子的意见十分重要；在校园伤害案件中，可能涉及到未成年证人。为了不耽误孩子平时的学习，我们就在周末开庭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，征求他们的意见，也便于当事人诉讼。”张春燕说。
这是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，当事人小洋（化名）有精神残疾和肢体残疾，应由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应诉。但小洋母亲已年逾七十，行动不便。
为保障小洋的被抚养权，进一步核实被告是否具有抚养子女的能力，确保他充分行使诉讼权利，少年庭法官选择前往小洋家中就审。
法官们耐心细致地询问、释法析理，还特地放慢语速，直至小洋母亲听清楚、明白为止，受到了当事人的称赞。
无论是周末就审还是家中就审，都是少年庭审理案件的便民措施。
“虽然是加大了工作量，但纠纷能顺利解决，都是值得的。”张春燕这样说。
■法庭探望机制
建立一个缓冲地带
“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刚才告诉我希望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要在一起。”
“你们不能给她一个完整的家，还要这么剑拔弩张，想过给她带来的伤害吗？就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夹在矛盾中间为难？”
“大家都爱孩子，无论谁抚养，都是为了孩子成长，多一个人爱总比少一个人疼好。”
总会有一些家庭因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。“一切为了孩子”，少年庭的法官们就是为了这句话，想出了“以聚代庭”“以调代审”的法子，在法庭探望中借势开展调解工作。
在涉未成年人婚姻家庭案件中，在征求双方意见的基础上，少年庭安排父母或者两个家庭在案件审理前到法院“团聚”。以父母子女和隔代亲情作为突破口，避免直接接触陷入僵局。在探望过程中，法官因势利导开展调解，引导双方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做出决定。
我同意孩子让对方带，但得保证我随时能看！”孩子母亲终于做出让步。孩子父亲也当场表态：“如果孩子跟我，你随时可以来看孩子！”
法官根据双方意见，当场出具调解书，案件得以圆满审结。
据北京二中院统计，近年来，先后有100多个家庭在少年庭的组织下得以“团聚”，90%以上的“法庭探望”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。
“审前法庭探望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，避免直接对庭可能造成的针锋相对局面。孩子对于矛盾降级、情绪降温能够起到很好的催化作用，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”张春燕笑着告诉记者。
■回访帮教
关爱让孩子重返社会
少年庭每年定期回访未成年服刑人员，对他们进行帮教活动，目前已与未成年犯管教所、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分所、北京市沐林教育矫治所等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打造未成年犯帮教基地。
唐季怡介绍，少年庭在定期的帮教活动中，会给未成年服刑人员赠送学习和生活用品，也为他们解答法律困惑，让他们树立对以后生活的信心。
“我们也听取了一些未成年服刑人员代表的发言，感到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掌握了一技之长。”唐季怡直言，听了这些“小孩儿”的发言，觉得挺感动。
截至目前，已有数百名未成年服刑人员在法官的悉心关爱下走出高墙、融入社会。
案外延伸教育
占去工作的三分之一
“要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矛盾，用暴力换来的‘脸面’不是真脸面；要慎重对待‘哥们义气’；要谨慎对待陌生人……
“要学会控制情绪，冲动是魔鬼。
“正确使用网络，把网络当成自己学习积累的工具……”
这是少年庭“驻校法官”给同学们讲法制课时的课堂总结。
2012年，少年庭开始将工作触角前延，变事后惩教为事前预防，启动“驻校法官”工作。将以往相对分散的校园法制宣传进行整合，安排法官担任辖区中小学校的“驻校法官”，统一负责校园法制宣传工作。
结合学生普法的工作特点，少年庭先后举办了数十场“法庭开放日”“法制讲座”“家长亲职课堂”“模拟法庭”等主题普法活动。
“12月9日，我刚到北京二中院去讲了法制课。”少年庭法官艾明对记者说，经常会到学校去教授法制课。少年庭与北京十八中附小的共建关系有9年了，艾明就是该学校的法制副校长。
艾明告诉记者，会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，开设不同的法制课，“比如对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会组织他们进行模拟法庭，对于更大一点的孩子会针对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授课，对家长和老师，我们也开设了有针对性的法制课堂，会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讲解，让家长和老师知道怎么正确引导孩子的成长。”
“这些都是延伸工作，我们最近还参加了丰台区教委‘法制进校园’立项工作的研讨，为在学校设置常规法制课程共同努力。”艾明说。
此外，少年庭还结合当下青少年网上获取知识、网上分享知识这一新的行为习惯，将法制课搬上网，推出“少年法官网络公开课”，通过网络为广大青少年网民及家长进行举案说法，并提出维权守法建议。
唐季怡还介绍，少年庭在寒暑假、重大节日时点，就未成年人保护热点等问题通过广播、电视等媒体提示学生和家长假期安全。少年庭的法官们曾在北京电视台《非常向上》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首都法官热线”、“今晚拍案”等节目积极宣传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，与青少年交流法律知识，呼吁带动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
唐季怡说：“在少年庭，审判工作只是一方面，重心是在案外延伸。”
少年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，积极拓展延伸服务，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、维权落实在法庭内外、贯穿于审判全程。
据统计，少年庭开展的案件外延伸工作，占该庭全部工作的1/3。通过法官们的努力，为青少年构建起了法院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联动保护网络”。
“在审判工作中，我们注重的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；在案外延伸中，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孩子意识到犯罪对于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伤害，有义务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。”
艾明是北京市优秀法官、妇女儿童工作先进个人。不负青春，她在北京二中院少年庭，度过了10年的美好年华。
艾明告诉记者，这10年来，她想的最多的就是“能通过什么途径对孩子们施以援助”，也会换位思考，想想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想要的是什么。她说，此外，公平公正是她在审判工作中，永远坚持的方向。
